国家和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世界近现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但比较而言,东西方的国家和民族意识的觉醒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西方国家是由内而外,通过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和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殖民地的方式,来推动和实现自己国家和民族意识觉醒的;而东方,包括中国日本等在内的亚洲国家,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其实是在被殖民被侵略的过程之中被动催生的。

日本民族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民族意识觉醒,就是典型的例子。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内外交困的社会背景,是日本民族意识觉醒的催化剂

我们常说,中国近代史上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日不落帝国”以坚船大炮打醒了沉睡的雄狮,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民族革命之路。

实际上,十九世纪的中国虽然落后,但毕竟还有广阔的疆域和世界第一的人口作为支撑,在西方列强眼中,依然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但是一水之隔的日本,就不同了。

四面环海的地理位置,小国寡民的现实,以及同当时的中国一样,落后的闭关锁国的政策,种种因素交加在一起,在西方殖民者眼中,简直就是一块放在嘴边的肥肉。

1854年,在美国军舰的胁迫下,日本被迫开关,与西方签订了一些列不平等条约,国家民族的危机,从一开始就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而当时的日本国内,却还在德川幕府统治的时代的末期,臣民通常只知道本藩的利益,而不知道有国家民族的概念。

日本幕府将军德川秀忠

中国古代的《诗经·棠棣》之中有句话:

“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

作为大中华文化圈的一部分,日本人自然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当西方列强的“黑船”迫使日本民族意识到外部压力,从天皇到普通的百姓,才开始意识到民族的危机。

当时的日本历史学家田口卯吉在《时势论》之中写到:

“黑船一旦进入内海,海内之人民开始知道强国横行于海外……以为不退夷狄,皇国不得安,王室不得贵……士农工商求俸禄安息而不得,即至以满脑精神关注国事。是即依赖其藩主、 依赖德川氏之念消失之所以也。”

在长相,语言,文化与自身完全不同的西方人的逼迫下,日本人才意识到了相对于乘黑船而来的列强,国内的纷争顶多时能算是“兄弟阋于墙”,所以才开始寻求团结国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求得民族生存之机的明治维新运动。

自此,内忧外患的压力下,常年内斗,藩镇割据的日本国内,从上到下才开启了近代民族国家概念的萌芽。

民族意识的觉醒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民间有识之士的宣扬加日本当时政府的推动作用下形成的

但近代国家概念的普及,和整体性的民族觉醒,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实现日本民族意识觉醒的过程之中,需要包括天皇,藩镇长老,以及普通人共同的努力,才能够成功。

从民间来看,首先是大量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呼吁,吹响了日本民族觉醒大业的号角。所谓矫枉一定过正,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国民主义”“国粹主义”,正是思想界呼吁民族觉醒的典型例子。

当时的日本学者陸羯南在《日本文明進步的歧路》之中说:

“吾辈在此使用的 ‘国民主义’,是指英语主张之所谓 ‘国民性’的思想。历来 ‘国民性’之原语……原来之 ‘国民性’以构成民族者为基础,构成包括对其他民族具有独立特殊之性格者,暂时将之翻译为国民主义。”

国民主义强调了日本民族相对于其他民族的独立特殊之性质,其实就是呼吁鼓吹日本民族觉醒的方式。

从国家层面上看,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对于国民的教育上,呈现出两方面的特点,其一自然就是在技术上学习追赶西方的步伐,这毋庸多说。

其二则是在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同时,又保有并坚持本土文化,强调人民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同时强调日本传统文化的国粹,是日本民族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根本所在。

在此基础之上,公办学校中强化爱国教育,强化学生对于民族和国家的认知,为其后日本国民素质的提升,民族国家觉醒的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民间有识之士的呼吁,政府大力的支持和推动,给经历过巨大打击的日本民族以方向,以力量,使其民族的觉醒在短时间内得以迅速完成,并很快学习西方,建立了近代统一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走到了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

明治维新日本民族意识的快速觉醒,使日本迅速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但也留下了诸多隐患,最突出的就是封建残余思想的流毒

从日本国内的历史来看,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自然对身处于内忧外患的日本民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其逐渐摆脱封建时代藩镇割据的乱像,能够集中人力物力,赶超当时在世界上较为先进的西方国家,迅速从一个与中国一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过渡为资本主义列强帝国。

与同时期的亚洲其他各国相比较,日本因为迅速的国家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得以抓住了西方列强在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淖中无法自拔时的发展机遇,迅速的摆脱了半殖民半封建的历史,成为地区和世界强国。

但另一方面,从弊端的角度上看,日本的民族觉醒由于太过迅速,国内社会原本存在的社会矛盾,被迅速席卷而来的外部压力所掩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封建残余的势力没有得到彻底的肃清,就已经成立新的资本主义国家。

《宋史》有段关于苏轼给宋神宗上的奏疏的记载,说的是历朝历代变法的事情。

“惟商鞅变法不顾人言,骤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虽得天下,旋踵灭亡。”

政治体制,包括国家民族的变革,就如同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变法一样,宜缓不宜急,因为只有慢,才能充分的将问题暴露出来,然后找到解决的办法。

但显然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民族意识觉醒,并不满足慢的需求。在日本民族气质里本身带有的偏执和外部强大的压力下,日本民族意识的觉醒近乎是在瞬间完成的,其后隐藏的藩镇不合的矛盾,底层武士阶层迅速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现实,旧的封建时代残留下来的扩张土地和领土的思潮,都潜藏在外部压力之下。

在日本还很弱小,需要全民一起面对危机的时候,这些矛盾自然不是主要矛盾,可等到了日本借着一战对西方的牵制,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强国的时候,这种内部矛盾就开始逐渐爆发。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日本并未完成彻底的觉醒,依然还是四面受敌的境地,就好比原本的婴儿突然长成了少年,可周围还是一群五大三粗的成年人。这时候日本国内为了转移内部矛盾,也为了能够与西方大国抗衡,就逐渐走上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并最终演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争的轴心国成员,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起到了恶劣的影响。

从日本自身的情况来看,常年的战争使得刚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失去了喘息的机会,原本因为民族意识觉醒和明治维新强大起来的国力,也因为被拖入战争的泥淖里而消失殆尽。

日本人在十九世纪亚洲其他各国都还懵懂无知的时候,建立起来的相对优势,也因此消亡的一干二净,反倒成了二战后的战败国,失去了主权的完整。

结语

综上,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强大的外部压力迫使下形成的,因为内忧外患的现实,促使日本从上到下的所有阶层,都意识到了民族危机的现实,从而推动了日本民族意识的觉醒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

但这种迅速的觉醒也给日本民族留下了隐患,绵延千年的封建残余没有被彻底肃清,民族觉醒的过程太过依赖于外部压力,而不是民族自身的觉醒,使得当外部压力减轻的时候,刚刚被拧起来的国力又迅速的陷入瓦解的危机。不得已之下,日本选择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又将多年的努力付诸于战火,优势消失殆尽。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日本民族意识觉醒成功和不足的地方,都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思,任何民族和国家的改革与发展,只有源自于自身的需求,按照自己的步伐稳步推进,才能达成最终的目的,走捷径固然快,也肯定会留下隐患。

参考文献:

《时势论》

《日本近代思想大系》

《日本文明進步的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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